澎湃新闻记者刘昱秀
今年是阿凤姐在北京做外卖骑手第三年，在此之前，她从未想过会以“骑手”的身份开始北漂生活。
来北京之前，她和丈夫在老家湖北武汉经营一家汽车美容店，挣钱的速度赶不上亏钱的速度，阿凤姐关停了汽车美容店，欠下了十多万的债务。
2019年，为了还债，以及逃离创业溃败的窘迫，阿凤姐和丈夫决定北漂，找一份挣钱多的工作。42岁的阿凤姐，是金融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曾考入家乡体制内的岗位，又辞职创业。
她说：“我想着我有学历，年龄也不算太大，在网上投递简历试试，哪知道是跑外卖？”
和阿凤姐有着相似人生境遇的女骑手不在少数。她们人到中年，面临事业、婚姻、育儿等多重困境，为了从“一团糟”的生活里挣扎出来，她们穿上外卖骑手工服，戴上头盔，骑上电动车驰骋于城市街头。
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她们经历过在220多人的工作群里，只有零星几个同类的孤独，体会过在体力、速度等多方面被男骑手碾压的挫败，也有过面对外界审视时的自卑。骑手的工作或许并非最终的落脚点，在这个不稳定的职业里，她们试图寻找自己的位置，与生活搏斗。
一名女性骑手。视觉中国资料图
临时“落脚点”
阿凤姐和丈夫租住在北京西城区一个月租一千多元的小单间里，15岁的女儿留在老家由亲戚照料。
为了维持生计和按时还上每月两千元的债务，阿凤姐希望找一份按时发工资的工作。丈夫目前没有工作，每天骑共享单车四处寻找投资的机会，想用手头的积蓄在北京做点小生意。但阿凤姐不赞成，“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她面试过超市领班岗位，对方开出的薪资6500元，不包吃住，职责包括点货出货、物品分类、排班，还要会用电脑。这些她都能胜任，但卡在了“年龄要求38岁以下”这一条。后来，她再接到超市的面试邀约，都先问对方“有没有年龄要求？”但大多数超市要求的年龄上限是35岁。
有房地产公司给她抛出橄榄枝，销售岗位，底薪2000元一个月，提成另算。她偷偷询问门店里一个干了两年的女孩，对方告诉她，薪资稳定在4000元/月，打消了她入职的念头。
接到招聘外卖骑手的电话时，她有些意外。对方告诉她：“好好干六七千，努力干八九千，使劲干月薪过万。”只要会骑电动车，下载一个导航和一个外卖接单平台APP，随时都能上岗，这让她感到心动。
今年32岁的柳青在天津做外卖骑手，同样是迫于生计。在成为外卖骑手之前，柳青和丈夫在天津经营一家小饭馆。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客流量锐减，夫妻俩在2020年关停了饭馆，丈夫去了其他餐馆打工，她则回河南信阳老家坐月子。
柳青已经有一个7岁的女儿，但在她的老家，大多数的家庭都有两三个孩子，家里人也希望她再生一个儿子。
孕育二胎的过程并不顺利，在她怀孕五个月的时候，产检发现胎儿有60%的几率发育不良。柳青不敢冒险生下孩子，“如果孩子真有病，不是我这样的家庭能承受的”，迫于无奈，她在胎儿七个月大的时候选择打胎。
柳青在老家休息了一年，2021年5月回到天津后，她时常感到焦虑。“钱也没挣到，小孩也没有照顾好，感觉自己很没用。”
平日里丈夫在饭店工作，每天晚上10点才下班，回家躺下就睡了，节假日也不休息。她一个人照顾女儿，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她尝试过做小时工，但最繁忙的饭点，她要去学校接女儿放学，节假日活儿忙的时候，她又要在家给女儿做饭，辅导孩子功课。
但就算再难，她也不愿意把孩子送回老家做留守儿童。“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父母出去打工，我留守过一段时间，我知道那种滋味，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带在身边。
柳青每天早上8点送女儿去学校，晚上5点30分再去接女儿下晚托班，生活的重心始终在孩子身上。去年9月，女儿上小学一年级，她才有时间出来工作。
她在外卖平台做众包骑手，“时间自由一点，想接就接，不想接就不接。”
和柳青一样，为了照顾孩子选择做众包骑手的的女性不在少数。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和她的团队，曾在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访谈过30位女性外卖员，其中有8人出于照顾孩子的需求选择从事众包送单。
2020年10月28日，广西靖西，一名外卖女骑手回到家中，儿子冲上前亲吻了妈妈的脸颊。许康平/视觉中国资料图
在孙萍看来，女性骑手大多从农村出来，在传统的家庭里，女性往往背负着更多的家庭责任，外卖员的工作灵活性更强，能够兼顾教育、照料孩子的职责，继而成了一部分女性迫于无奈的一种就业选择。
根据孙萍的观察，近两年女性外卖员数量明显增多。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外贸出口行业、旅游行业、教培行业等女性从业者聚集的行业受到的冲击明显，不少从业者面临被裁员、降薪，或生意停摆，她们迫切需要一份入行门槛低、有薪资优势，且薪资发放及时的工作，外卖行业成了她们的临时“落脚点”。
在“男性系统”里生存
不少外卖骑手喜欢接晚上的订单，因为晚上9点以后路面上车辆少，且配送费用更高。
但一提到深夜远单，阿凤姐宁愿自己添几块钱配送费，也要转给别人。她深刻记得刚做骑手不久，被派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公墓附近送单，顾客分三次下单了小龙虾之类的夜宵，配送费60多元。
当她导航到距离目的地几百米的地方，前面修路，只能绕小路过去。“小路上没有路灯，没有指路牌，有一个拉土大货车‘突突’地在我前面开，吃了我一脸灰。”转弯时，借着货车的灯光，她看到旁边立着公墓的牌子，吓出一身冷汗。
“特别害怕有野狼、野狗，或者电动车在这抛锚了。”为了壮胆，原路返回时，她打给男同事，一直开着免提通话，直到看见有灯的地方。
2020年11月11日，沈阳，一名外卖女骑手。视觉中国资料图
对于外卖骑手职业，阿凤姐坦承自己内心缺少认同，有关职业的自卑感在一次次亲身经历中累积。“这个职业在社会中是比较底层的，不受人尊敬的。”
她记得有一次去咖啡厅喝咖啡，没有脱掉工服。服务员给她推荐了10元一杯的咖啡，但店里点餐显示屏上大部分咖啡的价格都在40元以上。这让她感觉受了冒犯。
去看电影的时候，检票员会仔细打量着身着工服的她。有时进入高端商场，或是到高档小区送餐，也有可能被保安要求脱了工服再进去，或者打电话让顾客下来拿。
她不能理解，“我脱了工服就不是外卖员了？既然社会需要外卖员这个角色，为什么别人要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面对这些细微的挫败时，她只能自我安慰，“等姐有钱了，一次性充一万的卡，在他们面前潇洒一回。”
比起在外面遇到的窘迫和轻蔑，真正让她伤心的是来自丈夫的不理解。
一次下雨天，阿凤姐送外卖的时候在路面上摔了一跤，回家告诉了丈夫，对方不但不安慰她，反而数落她：“你怎么这么笨？别人不摔就你摔。”
她还记得来北京半年多的时候，她从老家带来的一瓶阿玛尼香水用完了，但自己舍不得再买一瓶，她希望丈夫能送她一瓶做生日礼物。但丈夫说：“你跑外卖的，把自己喷那么香，是勾引男人吗？”
最后，阿凤姐自己买了香水，只是没有买阿玛尼的。
这两次经历就像一根刺扎在了阿凤姐的心里。
在采访时，孙萍也指出，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审视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最早的时候，女性被养在深闺当中，到现在从事坐办公室的细活、轻活、体面一点的工作。但是女性外卖骑手和我们设想当中或者社会期望的女性表征是相反的，所以她们面临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
站点的站长也说过阿凤姐：“能不能把自己搞得像外卖员一样。”她反驳道：“外卖员应该什么样？一定就得素面朝天，连指甲油都不能涂吗？这点自由都没有了吗？”
“大环境认为一个跑外卖的，不应该把自己搞那么精致。”她按照公司的要求穿工服，不穿高跟鞋，除此之外，她不愿再为了别人的目光做任何妥协。
她骑车等红绿灯时，时常有女性拦下她：“大姐，跑这个挣钱吗？有什么要求？”阿凤姐觉得，女骑手越来越多的背后，是女人也要出来挣钱，不再像过去，在家照顾好丈夫、孩子就行。
她每天都和念初中的女儿通电话，但从不告诉孩子自己在北京做什么工作。她希望趁着现在能干得动，多干一些，碰到其他机会再慢慢转行。或是攒足一笔启动基金，去海南开一个小的门店，卖水果、鲜花。
每次接女儿放学，柳青会特意隐藏自己的骑手身份，把电动车停在远离学校正门口的地方，在外卖箱里备一件棉马夹或者冲锋衣，穿在工服外面再去接女儿。她形容“自己一到学校门口，（气场）立马变成1.2米，怕被别人看见。”
“担心自己混得没有其他妈妈好，被别人瞧不起。”这是柳青始终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她记得有一次，因为送错订单，晚来了学校接女儿，老师想打电话催一下她，女儿却拦住老师，“你别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妈妈是送外卖的，你要给她打电话，她一着急就会摔跟头。”她知道后，又好气又好笑：“我天天藏着掖着，怕别人知道我做骑手，你怎么告诉老师了？”
女儿毫不在意，夸奖她：“你干的这个工作很伟大很辛苦。疫情很多地方都封了，如果没有外卖员，好多东西他们都收不到。”柳青发现，真正觉得自卑的人其实是她自己。
在家里，柳青同样是“顶梁柱”般的存在，她既要挣钱养家，又要洗衣做饭、接送孩子、甚至在女儿哺乳期时，每次喂奶、换尿布、哄女儿睡觉都是一个人承担。
每当她身心俱疲的时候，就会冲孩子爸爸发火，“他干饭店的，节假日、周末永远都特别忙，平常孩子接也接不了，送也送不了。”她期待丈夫也能参与一下育儿，不是把她当成“机器人”或者“铁人”。
柳青喜欢骑手工作的自由，但不打算长期从事。“因为这个工作不交社保，我现在每个月自己交1100多元的社保。”
她更希望找一份能上保险的、正式的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如果疫情好了，她计划开一家蛋糕店。“我从小在老家长大，很少吃过蛋糕。出来打工之后，只有过生日才买蛋糕，一直对这个东西挺喜欢的。”
午高峰过后，张玲难得有一段休息时间。她喜欢朝着太阳光的方向躺在电动车上，玩一会儿手机，从外卖箱里掏出自己准备的饼干和糖果塞进嘴里，感受生活里的一点甜。
她说：“再过两年还上了家里的外债就回家，留在孩子身边。”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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